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内部传统产业调整加深，宏观上存在供强需弱的结构矛盾。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及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纵深推进，使我国宏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局面。
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预计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然突出，一些领域风险隐患继续显现。但这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做好2026年的经济工作，要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战略定位，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趋稳向好，动力进升与下行压力并存
2025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长较为强劲，GDP同比增长5.3%，主要得益于三大支撑。
一是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对工业、就业、物价均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保持稳定态势。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向提振消费与改善民生倾斜。随着一揽子促消费、惠民生政策落地，居民消费增速较快提升，消费增长的持续提升是增强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标志。
三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逐步增强。2025年前10个月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稳定在7%～8%，远高于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相应投资也保持较快增长。
进入三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又回到过去五年持续偏低的水平，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同时，投资增长显著放慢，但这是对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和近期产能过剩、物价下跌的一种积极反映，而非经济增长放慢的根本原因。
总之，供需双向新动能加强，是经济出现周期性回暖和趋势性回升的两大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只有消费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同步持续加强，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全面向好。近期我国经济压力主要在需求端，而不在供给端，因此，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动力进升与下行压力并存的调整过渡期，实现经济的全面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一定时间。
2.消费回升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内生动力依然不足
2025年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潜能明显释放，成为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最大亮点。1—10月累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整体处于复苏状态。分季度看，复苏动能呈上半年强劲反弹，下半年持续走低趋势。
受“以旧换新” “国家补贴”等政策刺激，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5.0%，政策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对稳定经济大盘起到关键作用。7月以来，消费增长再次回到低增长轨道，我国消费需求中长期增长潜力巨大，只是受到体制机制性约束而处于蛰伏状态。
此次消费增速在政策驱动的脉冲式复苏后快速回落，再次印证了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收入与消费预期偏弱，特别是收入增长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
在经济发展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转换过程中，推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端主动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量的合理增长靠消费，质的有效提升靠投资。
消费快速增长既能减轻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又能从宏观上稳定价格，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而投资作为中间需求和最能动的需求，主要作用是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要保持稳定发展，首先要抓住扩大消费这个“牛鼻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才能全面向好。
3.投资增长调整与投资结构优化并存
2025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增长调整加大，名义投资开始出现负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结构在调整中继续明显优化。一是“两重”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如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上运输业等。二是高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如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等。
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是长期投资增长趋势的一种必然反映，具有内在合理性。
首先，名义投资增长率的显著下降出现在6月以后，是对前三年投资过多过快增长的合理调整。
在产能过剩和最终需求（消费）不足情况下，靠刺激投资增长来稳定经济增长只能取得短期效果，很快就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并对最终需求形成长期和短期约束。
其次，投资增长要分段看，既不能看名义值，也不能看当前值，而是看一段时期投资总累积量，以及多年的平均值。
投资活动一旦完成就变成存量，不会因当前投资增长率下降而减少或消失。在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增速持续快于GDP，更快于消费，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依然是投资依赖型。
再次，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长期性放缓趋势，并与消费动能增长形成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
在高质量发展期推进经济总量扩张过程中，消费将代替投资起主导作用，而投资主要用于优化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因此，判断投资形势好坏，主要看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当前传统产业总体仍然呈报酬递减，增加投资只会进一步降低投资回报率，只有减少过剩行业投资，才能既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又有利于微观企业效益改善。
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亮点是反“内卷”，其重要成果是2025年第三季度投资明显调整和PPI降幅收窄。反“内卷”的实质是去过剩产能，优化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使产业与产品的供需由严重失衡转向平衡，物价恶性竞争自然会减少。
最后，2025年可能成为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转换年，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逻辑的历史性切换。
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期，实际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主要依靠高强度投资对冲下行压力。2025年下半年投资急速下降，并在第三季度跌破实际经济增长率，但是我国实际GDP增速仍保持5.2%左右的较高水平，核心支撑在于消费的阶段性复苏。这也验证了“消费强则经济强”的逻辑，更标志着依靠高投资维持增长的旧模式已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极限，经济动能正加速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4.外贸出口表现明显好于预期，但面临短期趋势性放缓与强冲击
2025年上半年出口表现亮眼，下半年动能转弱，波动剧烈。
一是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不仅有产品质量优势，更有价格竞争力。
二是我国新技术、新产品出口优势愈加明显。2025年以来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增长超两成，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保持两位数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7―9月增速分别为8.0%、4.8%和8.4%，10月增速骤降至-0.8%，是年内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不仅如此，10月工业出口交货值亦出现回落，同比增速转负。这些数据由正转负，与内需低迷形成“内外双弱”的叠加风险，更显当前经济环境的压力与挑战。
5.CPI和PPI持续低迷，对微观企业效益改善形成较强制约
就微观经济而言，2025年我国CPI、PPI走势反映了产能过剩压制生产端、消费不足制约需求端的双重压力。尽管由于反“内卷”政策带动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但PPI走势只是降幅小幅收窄，结构性压力依然巨大。截至2025年10月，PPI已37个月保持负增长。大部分传统行业已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工业部门陷入“内卷式”竞争，企业为维持周转而不得不降价销售，致使PPI持续深度承压。投资形成的产能需要消费与出口消化，但当前我国由于长期累积性居民收入不合理，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总购买力明显不足，无法充分吸收现有产出，导致CPI持续走低。
尽管10月由于反“内卷”政策叠加国庆、中秋小长假的带动，CPI连续6个月回升，PPI环比亦首现回暖，但需求侧的内生支撑依然不足。唯有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和产能过剩问题，物价才能走出持续低迷的困境。
“十五五”时期既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期。
1.宏观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具有许多有利因素
第一，经过“十三五”和“十四五”的长期累积，我国创新动能明显增强，对2026年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较强支撑。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经历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迎来黄金发展期。面对外部高科技脱钩的压力，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安全需要，更是发展主线。
近几年，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快速崛起，不仅显著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且引领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2025年上半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24个创新集群跃入全球百强，入围数量连续3年居全球首位。这为2026年及整个“十五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第二，从过去长期侧重物的投资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明显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同时激发人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投资于人”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再一次升级。
从过去侧重对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的投入，转向将人的发展置于优先战略位置，旨在通过对教育、健康、职业技能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将庞大的人力资源系统性转化为驱动创新与消费的高素质人力资本。
“投资于人”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理念转变，不仅是新的投资和发展重点，更是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居民长期收入预期、化解消费能力不足这一核心症结的治本之策，有望尽快打破长期“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结构矛盾。
第三，从“补短板、强弱项”入手，不仅能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而且能更好释放经济发展巨大潜能。
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更注重民生和消费，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消费“立竿见影”。尽管这次消费回暖的基础不牢，但成功经验是“长板要强、短板要长”，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加内循环内生动力和安全性的主要途径。
第四，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方面，注重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冲外部风险。
一是为减轻美西方国家保护主义升级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我国正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继续开拓“一带一路”与新兴市场，中国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2025年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进出口占比已达51.7%，有效缓冲了传统市场的需求波动。
二是以互利合作保障安全并破解“能源与供应链”压力。中国正从全球、区域多边及双边等层次加快建立以新能源、绿色化转型、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合作为纽带的共赢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保障关键供应链安全，更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三是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增活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制度互认、管理标准衔接等举措，为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新框架贡献中国力量，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宏观经济仍面临不少老问题和新挑战
一方面，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发展进入外部“强干扰期”，对2026年出口增长可能形成较大下行压力。未来几年，美国对华关税可能强烈冲击我国出口，进而对国内就业、物价、企业效益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整个“十五五”时期难免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对抗期，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将持续干扰企业预期与全球经贸秩序。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传统产业报酬递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多重困难，一些领域风险隐患增多。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近三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供给端强而需求端弱的结构矛盾，工业生产强、投资增长快，而最终需求（消费）长期性不足，这是导致两大物价指数（CPI和PPI）双双低迷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传统产业与产品普遍处于报酬递减期，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和恶性价格竞争。从性质上讲，绝大多数传统产业不再是过去通常出现的周期性相对过剩，而是行业生命长周期中的绝对过剩，长期过度投资导致传统产业与产品的报酬递减，叠加产业升级严重滞后、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而加重。
最后，投资长期过多过快增长及产能过剩，后遗症是债务负担加重和行业风险集中释放，一些领域风险隐患增加成为必然。2025年，房地产投资、销售额继续调整，依赖房地产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选择是通过扩大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摆脱经济对房地产与投资的依赖，同时有效化解累积性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1.宏观经济趋势展望
2026年预期经济增长的实现难度将显著高于前两年。三大需求中，投资趋势性调整回落，出口增长面临短期调整和外部强冲击的双重制约，即这两大需求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会显著减弱。
以下两种选择有助于宏观经济稳步增长：进一步扩大消费，稳定提高居民消费率，更有效释放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优化投资和生产结构，盘活存量，提高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整体效能。
第一，消费增长率力争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即2026年要努力让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进入5%～6%区间。
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重点包括：一是加强民生，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通过减轻居民的公共支出负担和社会保障兜底，间接增加居民购买力；二是鼓励服务消费，整治服务消费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挖掘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三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二，2026年两大物价指数面临挑战。2026年物价走势取决于两个宏观经济变量。
一是出口增长是否转负。若美国对华高关税政策在2026年上半年落地，将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巨大冲击，那么微观企业效益出现明显下滑在所难免。二是消费增长率能否稳定提升。如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继续维持3%～3.5%增长，那么CPI转负的概率将提高。目前我国传统产业与产品的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且消费不足已呈现长期化趋势，如果不能尽快地解决这两大问题，PPI调整期只会更长，这对微观经济效益改善将形成更大压力。
第三，2026年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这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因素。
2025年，特朗普遏制中国的2.0加强版高关税政策并没有落地，欧洲及其他相关国家也可能仿效美国，同步采取高关税政策。因此，2026年我国对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将受到明显抑制。
2.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第一，坚持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内需，内需更加依靠消费。
从政策取向上看，一方面，我国主要优势是国内可循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加快建立内需主导的新发展格局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鉴于传统基建逐步饱和及房地产依赖的减弱，消费成为稳定经济大盘的核心支柱。
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消费是加快做大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其不仅能优化和平衡供需结构矛盾，提高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整体效能，而且能为改善和增强微观经济效益和活力提供强有力支撑。在政策措施上，可以将刺激消费与深化相关领域体制创新结合，释放巨大的内生消费潜能。
第二，投资理念与重点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主要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价值。
一方面，随着投资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功能变化，未来国家公共投资更加侧重于加大创新投入和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未来投资重在提升人力资本价值，重在促进高端就业和生活福祉。加大民生投入，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水平，正是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主要途径。
第三，经济总量增长要优化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短期内更加重视盘活存量，提高全社会资源再配置效率。
盘活存量、提高原有资源配置效率，不仅能在微观上直接增加效益，更能从宏观上解决需求结构矛盾，降低投资率和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让更多资金用于消费，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形成更大的消费增量，从而成为稳增长、优结构、提升质量的重要方式。
第四，重视重点产业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快速突破。针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关口障碍和外部遏制升级，“十五五”规划建议在“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目标中，要求“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把更多财力物力人才集聚于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化攻坚能力。
第五，重视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强化区域经贸合作与多元化发展。面对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即将来临的高关税壁垒和高科技脱钩风险，要通过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以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一方面，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维护多边体制，将多边优势与双边合作优势有机统一，形成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与多元化，减少外部经济干扰的不确定性。加速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金砖国家等合作，构建更有韧性的国际经贸网络。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